老剧团焕发新活力(艺近人和)***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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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“新鲜血液”的注入,盐城市淮剧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活力。与过去相比,舞台下年轻的观众多起来了,还有不少中小学生。
哪怕只是送戏到一个村,剧团通常也会派出最强阵容。多年来,通过一场场乡间田埂上的高水准演出,他们把戏演进了观众的心里。
位于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聚龙湖畔的淮剧博物馆里,传来阵阵悠扬的旋律。一场风靡淮剧界的嘉年华比赛正在进行。穿上蓝白相间的戏装,化上清秀明丽的淡妆,戴上玲珑剔透的头饰,21岁的盐城市淮剧团青年演员房小莉缓缓步入戏台中间,唱起了淮剧《打神告庙》选段。当天,共有10名来自各地的淮剧演员摘获“最佳演唱奖”,其中包括房小莉在内的3名获奖者均来自盐城市淮剧团。
30名新生代演员阵容整齐,每年演出300多场,不断推出精品新作,不断获得各种荣誉,一个庞大的年轻戏迷群体被牢牢吸引……一时间,这个基层剧团成为淮剧圈的关注焦点。
盐城市淮剧团演员陈晓欧进小学教戏。盐城市淮剧团供图
年轻人演给年轻人看
早冬,盐城市世纪公园东南角,盐城市淮剧团所在小楼右侧的排练厅里,青年演员们正在进行日常练习。“这是剧团最近推出的新剧《金鳞记》,参演的30名演员都是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,过几天就要首演了。”年轻花旦姜辰颖说。
2013年,13岁的姜辰颖考入盐城市淮剧团,进入剧团与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作成立的六年制“盐淮班”学习。那一年,包括姜辰颖在内的30名十二三岁的小学员成为盐城市淮剧团的“定向委培生”。小学员的学戏之路非常辛苦,每天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练嗓子,每天都要练十几个小时的基本功,风雨无阻,寒暑不断。经过4年的勤学苦练,2017年,30名新生代演员全部回到剧团实习。“戏苗子”的培养很有成效。他们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,淮剧《菜籽花开》《送你过江》分别获得江苏省第三届和第四届“文华大奖”。几年下来,30名年轻演员一个也没流失,他们迅速成长为剧团的中坚力量。
有了“新鲜血液”的注入,盐城市淮剧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活力。
今年28岁的花延伟是盐城市盐都区的一名声乐老师,同时也是盐城市淮剧团的“铁杆戏迷”。小时候,花延伟家里开音像店,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淮剧光碟。淮剧光碟听多了,他对淮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跟着光碟学,咿咿呀呀地哼,久而久之,学会了不少淮剧经典唱段。大学毕业后来到盐都区工作,在盐都文化艺术中心,花延伟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看了盐城市淮剧团的演出。他发现,现在的淮剧和小时候听到的老戏已经不一样了。让花延伟感受最深的是,过去“香火戏”“门叹词”之类的悲调少了,唱腔变得更细腻柔美,更有感染力了。音乐风格上也有较大的改进,过去,伴奏乐器以二胡、琵琶、笛子等民族乐器为主,如今,还加入了小提琴等西洋乐器。“表演形式更加丰富多彩,更多时尚元素融入淮剧里,更符合年轻观众的口味了。”花延伟说。
盐城市淮剧团每年要开展近30场“送戏进校园”活动,给孩子们带来精彩淮剧演出的同时,演员们走进教室,走上讲台,面对面教孩子们唱戏,培养学生们的戏曲素养。
每周三、周四的下午,剧团副团长、国家一级演员程红都会到当地的小学教戏,教孩子们穿戏服、画戏妆、展开歌喉演唱,沉浸式感受淮剧的魅力。葛子钰是盐都区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,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淮剧。一年多前,她加入学校的淮剧兴趣班,跟着程红学唱淮剧,目前已经会唱好几个经典的淮剧选段。葛子钰全家人因此都喜欢上了淮剧。
团长张正余明显地感觉到,与过去相比,舞台下年轻的观众多起来了,还有不少中小学生。年轻人看戏时更喜欢互动,在观众席上,有的拍起了小视频发朋友圈,有的拿出手机开启了直播。每次演出,看着台上台下那么多年轻的面孔,张正余就笑逐颜开。一场场演出下来,盐城市淮剧团不断在年轻人中“圈粉”。
最重要的舞台在农村
盐城市淮剧团的院子里,停靠着一辆白色东风牌中型货柜车,车身上画着一个头戴雉翎、身背靠旗的武旦形象,看上去栩栩如生、威风凛凛。十几年来,盐城市淮剧团的演员们坐着这辆车,把一台台淮剧大戏送到大街小巷,送到田间地头。在盐城市盐都区,几乎每一个乡镇、每一个村庄,都留下了盐城市淮剧团演员们的身影。
盐城人大多爱看淮剧。淮剧发源于江苏盐城里下河一带以及淮安市,至今仍流行于江苏、上海以及安徽部分地区。江苏很多市、县都有自己的淮剧团。别看盐城市淮剧团只是一个基层剧团,身上的“光环”可不少——曾9次携新剧进京,也曾远赴欧洲进行交流演出,获得的各种奖牌奖杯多不胜数。
但在团员们心目中,最重要的舞台,还在广袤的农村。十几年来,盐城市淮剧团每年演出300多场,其中“送戏下乡”近200场。为了不给村民们添麻烦,无论是资历丰富的国家一级演员,还是刚来不久的新人,都备有一个被包和一个网篮,每次出远门,被包装得满满的,网篮里水瓶、水杯、餐具、洗漱用品等应有尽有。
搭建的临时舞台简陋粗糙,可热情洋溢的观众总能让演员们演得带劲。
2016年秋,剧团到一个偏远的村子演出。天公不作美,开演前半小时,突然狂风大作,大雨滂沱。主持人只好宣布演出取消,台下的观众也慢慢散了,可还有十几位戏迷一直撑着伞,迟迟不愿离去。演员们眼睛湿润了。风雨稍缓,演员们就冒着雨把戏演完。
有一次,剧团到泰州兴化演出,车刚开到村口,鞭炮声就“噼里啪啦”响起来了。透过车窗玻璃,演员们远远地看到,村民列着队,拉着长长的横幅欢迎他们到来。车还没停稳,村民就围了上来,争抢着邀请演员们到家里去住。很多时候,演出刚完,后台就挤满了人,年轻人凑上来拉着演员们合影留念,老人们则捧着瓜果小吃往演员手里塞,小小的后台瞬间成为火热的“追星”现场。
哪怕只是送戏到一个村,剧团通常也会派出最强阵容。多年来,通过一场场乡间田埂上的高水准演出,他们把戏演进了观众的心里。
盐城市淮剧团露天演出现场。盐城市淮剧团供图
演好戏,演精彩的戏
今年55岁的刘婵是一名资深的淮剧戏迷,每逢庙会上有淮剧演出,或者村里有人家请民间淮剧团来演出,她就带着小板凳找个最靠前的位置坐下来,一直看到演出散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盐城市淮剧团这几年推出的一系列新作品却让她有了耳目一新之感。虽然刘婵工作很忙,但只要盐城市淮剧团有演出,她就会前来捧场,尤其是每逢剧团有新戏出炉时,她会连着看很多场,百看不厌。在她看来,这些新剧不仅唱腔动人,表演唯美,而且有深刻的思想内涵,大都演的是身边人,讲的是身边事,故事贴近生活,让观众觉得自己既是看戏人,也是戏中人。
最初的淮剧多为民间生活小戏,内容简单纯朴,语言诙谐风趣。盐城市淮剧团的不少新戏继承了这一传统,以轻喜剧的方式,演身边人,讲身边事。
《鸡毛蒜皮》《十品村官》《半车老师》《菜籽花开》《送你过江》《为你绽放》《宋公堤》……近年来,盐城市淮剧团下了大功夫,创作出多部新编现代戏,几乎部部精彩。尤其是《鸡毛蒜皮》和《十品村官》,演出都在1000场以上,至今仍然很受欢迎。
《鸡毛蒜皮》中,两户人家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闹矛盾,朴实机智的村民组长巧妙劝解,最终让两家人握手言和。戏演到哪里,就在哪里引起一连串会心的笑声。有一次在淮安博里镇的演出结束后,当地的司法助理跑到后台说:“这部戏编得太好了,我们现在的工作要解决的,全是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情!这部戏演完,以后我们再去做工作,就会容易多了。”这部作品,也成为第一部获得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的淮剧。
《宋公堤》讲述新四军在盐城阜宁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后,首任县长宋乃德在没人、没粮、没钱的情况下,四处奔走,动员群众,带领军民筑成近百里的拦海大堤,全心全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动人故事。2022年11月,在滨海县会议中心演出结束后,滨海县五汛镇党委书记邀请剧团到即将开始的党员培训班来演一场,“今年的培训,我就不开会了,你们这两个小时的演出,比我开3天的会还管用!”
剧目还能为观众“量身定制”。有一次,盐城某开发区的安置工作遇到了困难,部分居民产生了一些担忧和疑虑。负责人请剧团排了一部小戏,将想讲的政策、道理蕴含在生动的故事中,到开发区演了几场,终于赢得居民们的理解和支持,顺利完成了搬迁。
一次演出散场,有位观众来到后台,感慨地对张正余说:“我看过你们团的很多戏,发现不管是传统戏还是现代戏,内容都离不开8个字——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”的确,这些精彩的作品,不仅为剧团斩获了大量奖项,吸引了一大批“铁杆粉丝”,更如无声细雨,润泽着老百姓的心。王伟健
李渔“无声戏”的稗史意义******
李渔(1611—1680)原名仙侣,号天徒,在他后半生卖文糊口的生涯之始,改名渔,号笠翁,是清初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。李渔自己说:“予生也贱,又罹奇穷。”作为明清时期的一位戏剧和小说大家,他以戏曲小说为平生志业,声称:“吾于诗文非不究心,而得心应手,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。”他是一位古代历史上少有的,不求科举荣身,专以卖文糊口的职业作家。写出了戏曲理论名著《闲情偶寄》、戏曲《笠翁十种曲》,还创作了《十二楼》《无声戏》等风靡一时的拟话本集。
杜浚称他的《无声戏》“为从来小说之冠”;孙楷第说:“我们看他的小说,真觉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,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;这是他人赶不上的……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,除了笠翁外,真是没有第二人了。”在小说史上,李渔是和冯梦龙、凌濛初鼎足而三的拟话本大家,而他在戏曲理论和创作上的贡献又远远高出二者。李渔拟话本能够自成一体,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,和他“无声戏”的小说观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李渔的“无声戏”之说,包括两个方面:一是将小说视为无声的戏曲。他把自己的拟话本集命名为《无声戏》,并在《十二楼》的《拂云楼》中要读者“各洗尊眸,看演这出无声戏”,就是直观的体现;另一方面,认为“稗官为传奇蓝本”。《笠翁十种曲》中的《比目鱼》《奈何天》《凤求凰》《巧团圆》四种都是改编自他的《无声戏》和《十二楼》。李渔重视戏曲和小说文体内在的一致性,在近四百年前就提出了小说是“无声戏”这样一种跨文体的观念,在稗史上可称独树一帜。在今天,小说与影视剧孪生同产的现象更趋常态化,李笠翁的小说文体理论和利弊得失,更具借鉴意义。
从小说史的大脉络来讲,李渔的“无声戏”说,具有三重的价值和意义:即小说编创方式的探索、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、以游戏的态度释放小说的活力。
一、“无声戏”是李渔首创的拟话本编创方式。他的小说依傍戏曲程式化的角色、情节和场景,小变其形,追求情节翻新、立意奇巧的效果。从宋元时代开始,各种话本、拟话本集大都是取材故事类书,编辑成分要远大于创作。罗烨《醉翁谈录》记载的南宋“话目”(故事名称)有100多个。那时说书人的职业素养是“幼习《太平广记》,长攻历代史书”,熟知洪迈的《夷坚志》、皇都风月主人的《绿窗新话》等故事类书。孙楷第《小说旁证》、谭正璧的《三言二拍资料》,梳理出“三言”“二拍”共198篇小说的入话与正文故事的出处,可见冯梦龙、凌濛初等拟话本作者,多是以当时人编纂的类书与文言小说为框架改写小说。在没有本事依傍的情况下,小说家通常难以结撰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。因而,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之后,《型世言》《石点头》一类拟话本的题材来源更加杂凑。清代拟话本集再也没有数十成百之巨的篇数,最大的原因在前出的话本小说和题材资源已被冯梦龙、凌濛初等奄取殆尽。如凌濛初在“二拍”序中声称,因“三言”将话本搜罗一空,他的“二拍”只能将前人所弃的“竹头木屑”缀合成篇。
李渔的《无声戏》和《十二楼》绝大部分出自独创。对戏曲程式、套路的逆向借鉴是李渔小说意取尖新的关键所在。李渔曾说过:“若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,不效美妇一颦,不拾名流一唾,当时耳目,为我一新。”李渔创作尤重脱套、“脱窠臼”。窠臼者,套路、模式也。它们的情节结构、人物命运走向有固定路数。“脱窠臼”就是反向的构建方式。李渔是个技巧主义者,他的翻新创造,乃是“仍其体质,变其丰姿”,“如同一美人,而稍更衣饰,便足令人改观,不俟变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”。所以他声言:“束缚文人,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,曲谱是也;私厚词人,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,亦曲谱是也。”曲谱之外,戏曲旧有的程式、排场,都是李渔创作拟话本的灵感来源。他只需要“小变其形”地移用过来,就解决了小说的取材问题。其小说的故事核心,往往是对旧有模式的逆向思维。如将才子佳人故事套用到同性恋故事上的《男孟母教子三迁》,才子追求佳人变成的《众美齐心夺才子》;才子佳人终成眷属,变成奇丑奇臭的阙里侯与佳人团圆到老。没有窠臼、程式就没有笠翁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。因有成法和阶梯可循,才能稍更衣饰,就别出风神,大受欢迎。笠翁的小说和传奇构思方法出自同一机枢。小说之称为无声戏,正是小说对戏剧艺术技巧的依循借鉴,是在对戏曲程式中的依傍中的求新。
“无声戏”这种小说观念,以戏曲格套做翻案文章的构思方式,使李渔摆脱了稗史小说必然写实的旧观念拘缚,自然而然地产生了“事无所本”、“凭空结撰”,虚则虚到底的虚构观念。这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进步。
二、以小说为“无声戏”,是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。以戏论文,本质上是把小说视为虚构的游戏。虚构这个概念,在小说史上相当难产。唐代之前的小说基本上被纪实观念所左右。如鲁迅指出的,唐人始有意为小说,也就是进行自觉艺术虚构。但是,唐传奇作者们在“征奇话异”之余,往往在篇末把故事的讲述者、时间、地点、听众一一交代清楚,以示故事的真实性。如元稹的《莺莺传》:
贞元岁九月,执事李公垂,宿于予靖安里第,语及于是(张生与莺莺故事)。公垂卓然称异,遂为《莺莺歌》以传之。崔氏小名莺莺,公垂以命篇。
这样一种“讲故事”的情景设置,还是出于取信于读者的“实录”观念的影响。直到明代,虚构才被文人们逐渐接受。如谢肇淛说:“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,须是虚实相半,方为游戏三昧之笔。”在探讨戏曲创作之时,“贵幻”、“奇幻足快俗人,而不必根于理”(袁于令)的见解更为常见。所以,李笠翁的“无声戏”观念的本质就是将小说创作向戏曲靠拢,使小说获得了艺术虚构、艺术想象的自由。这在小说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。它使小说从自古以来的“实录”、“稗史”的写实观念中解脱出来,给了文学性的虚构以合理性。
李渔并非没有看到小说与戏曲间的区别。他指出“纸上之忧乐笑啼与场上之悲欢离合”“似同而实别”。小说要“悦目”,戏曲要“便口”。李渔的“无声戏”小说观,是对话本小说表演和讲述情景的某种回归。话本本是口头文学,是用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打动听众。早期说书人的伎艺主要是模仿人物口吻,像《快嘴李翠莲》《西山一窟鬼》,都含有类似戏剧性的表演因素,说书人一张嘴“自然使席上风生,不枉教坐间星拱”。话本叙事结构简洁单纯,“讲论处不滞搭,不絮烦”,其精髓是一事统摄始终的简单结构,鲜明的人物形象、快节奏的情节,以人物口角动作表演其身份、性格等,本身就含很鲜明的戏剧性。这种舞台性特点在冯梦龙的“三言”中得到了改造。他强调“文心与俚耳相协”。俚耳是口头文学的听众,文心则是雅文化的,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字。如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等经典作品,情节进展缓和细致,在探询人物内心隐微和细节上平铺细描,这种“深度”的、平淡化的小说,开始指向了私人化、内向性的阅读。但在“三言”之后,来自民间的机智幽默和喜剧精神,在文人小说中变成了嫉愤的牢骚和嘲骂。后者的故事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独立性,有沦为议论注脚之虞,戏剧性的场景更是几乎绝迹,拟话本艺术日趋没落。
李渔将戏曲“贵幻”的艺术追求,运用在拟话本创作中。所谓“非奇不传”,他的小说在情节上的陡转巧合,是戏场关目中的出奇变相。如《谭楚玉戏里谈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》,男女主人公在戏台上表演《荆钗记》“投江”一出,借戏文抒发生离死别之情,是典型的“戏中串戏”的程式变形;小说人物对话和内心描写都如戏中角色的台词,简洁外化,不需“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”。在人物设置上,依循着“稗官是传奇蓝本,有生旦不可无净丑”的原则,读者可以根据角色期待,作出轻松的反映,引发笑声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·词曲部》的一段话,畅言文学性虚构为创作者带来的如造物主那般的快乐:“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,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。我欲作官,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;我欲致仕,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;我欲作人间才子,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;我欲娶绝代佳人,即作王墙西施之元配;我欲成仙作佛,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;我欲尽孝输忠,则君治亲年,可跻尧舜彭篯之上。”在那个由笔墨构成的世界中,李渔认为作者是无所不能的:可以是隐士高官、可以做人间才子、娶绝代佳人,又能成仙成佛、建不世之功……幻境纵横,全由自我做主。多么自由自在!畅快淋漓!这是罗贯中、冯梦龙等小说作者不敢宣之于口的霸蛮权力。
三、“无声戏”的观念用游戏的、喜剧的主张,从桎梏中释放出小说的生机。自从冯梦龙用《喻世明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和《警世通言》为“三言”命名,明末清初的拟话本集出现了《型世言》、《照世杯》、《清夜钟》等一大批微言大义的堂堂名目。从这些小说集的命名中,就可以看到,通俗文学对文以载道、道德说教的正统文学的攀附。文人们用强烈的情绪化说教,覆盖了来自民间说书的娱乐精神和幽默襟趣。到《型世言》和《照世杯》一类拟话本,作者更急于救世,大量的说教之辞,味同嚼蜡的故事人物,败坏了读者的胃口。“无声戏”的小说观念强调了阅读的浅易性和娱乐化。“戏文是作给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,故贵浅不贵深”,是迎合小说读者实际兴味的一种叙事模式。
宋元话本是诉诸听觉为主的感官艺术形式,人物情节类型化和叙述套语等口头文学特色,使儿童妇女和不识字者也可以“闻而如见之”。所谓闻而如见之,首先是有鲜明的形象性和戏剧化情节。拟话本是由文人写作,供给个人阅读的文本,在脱离“听——说”艺术的过程中,小说作者掌握了更多自主权力,可以使作品在思想意蕴、个人风格的深刻与独立方面走得更远。但“读——写”模式的深度文人化,却限制了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普及性和号召力。像李渔这样靠卖文糊口的作家,关心的是市场和生计。在明清,戏曲是拥有最多受众,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。在勾栏瓦舍之中,“说话”和戏曲都是现场表演的技艺,李渔将小说称为“无声戏”,标榜小说的大众性,在某种程度上使拟话本又回到大众化传播的层面。在以小说为消遣娱乐的本质上,李渔的小说更接近宋元说书,而非告诫连篇的文人拟话本。
他用游戏消解小说受史传文学、雅文学规范而日益质枯呆滞的风格,自豪地宣称:“惟我填词不卖愁,一夫不笑是吾忧”。李渔小说也采取教化之论,但填词之为游戏的理论,修正了明末拟话本文人的正统说教。李渔声称“大约弟之诗文杂著,皆属笑资。以后向坊人购书,但有展阅数订而颐不疾解者,即属赝本。”他的幽默感让一本正经的告诫、教化变了味道。
李笠翁的“无声戏”说出现的背景是明清之际戏曲艺术的流行。与李渔同时的尤侗,就称“天地一梨园”,称其诗集为“便是吾家院本,供大众手拍”(尤侗《西堂杂俎一集》,卷五) 李渔之后,仅从小说集的命名看,就有《纸上春台》、《笔梨园》,其中篇目也径名为“第一戏”、“第一本”,都是师仿“无声戏”之说者。李笠翁的作品流传海外,对江户时代日本娱乐文艺产生一定影响,冈晴夫称他为“戏作者”的先驱,即不言自明的虚构、游戏三味和无用的文学。
总之,李渔小说能成为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翘楚,得益于他的“无声戏”之小说观念,但“无声戏”之说弊端也是明显的。首先李渔将小说看成无声戏剧,将一个“戏”字横在胸中,将戏曲关目的随意装点,取代了拟话本由“三言”奠定的细致模仿现实的叙事性。小说中人物的对话、意识乃至场景都模仿剧场观念、舞台表演般的单纯明快。“三言”中写市井日常琐事的氛围、韵味,难以在舞台剧式的场景中出现。其次,李渔抱着舒郁解愤,自健脾胃的目的创作,戏曲环境的预设,保证了创作主体绝对的话语权。创作主体的绝对权力,意味着对阅读者主体理性的剥夺。戏曲演出是在公共场合,观众的理解和反映被表演者和众人所牵引,作品偏爱友好的人物性格,强化的是社会的和公共的生活,是对当时社会接纳规范的反映。这些特性在话本的说书语境中有部分体现。文人创作的小说纯为阅读的目的,而阅读的本性则有利于形成私人性的和内向性的自我。读者的理性阅读不适于作者随心所欲的自我展现。第三将小说视为“无声戏”,势必使情节过于翻奇弄巧。明清戏曲情节模式追求巧合新奇,李渔写小说,如写戏曲那样“考古商今,到处搜奇迹”。像《女陈平》、《归正楼》、《十巹搂》之类,因此牵合关目,情节杂凑。戏曲的本质是以抒发情感为目的,小说则要尊重故事和人物真实性和内在逻辑。过于追求戏剧化使其拟话本成就难以超越“三言”。
在当今文坛,小说和影视剧互为依存的商业传播方式,比李渔的时代更受人们的追捧。作为一种现象,李渔的“无声戏”理论至今仍有剖析、借鉴的意义。
(作者:王昕,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)
(《光明日报》 2023年01月16日 13版)